清代的基隆漳泉械鬥是一幕歷史悲劇，也是 一段血淚的殷鑑；雖然是150多年前的塵封往事，站在歷史的回溯，緬懷早期先民渡海來台、拓荒墾殖的奮勇事蹟；所謂「三存、六死，一回頭」，不僅描繪出先民冒死強渡黑水溝的艱辛歷程；從「唐山過台灣，心肝結歸丸」的悲壯心情，更讓人體悟到昔年先民披荊斬棘、以啟山林的辛酸淚痕。

咸豐年間，「雞籠」仍為一塊荒蕪叢生、瘴疫肆虐的山陬海濱地區，就移民生活習性言，同鄉、同宗、同姓或同姓的人，會聚集在同一條街巷、同一個村子或同一區域落戶維生；但如果語言不同，風俗習慣及神祇信仰也不一樣時，一旦發生利益衝突，就很容易滋生爭端，嚴重時甚至會發生械鬥。考其主要癥結，乃在於地緣認同問題；基本上，漢人社會中，地緣意識是一種社群認同的法則，然而牢固的地緣意識，卻造成了社會分裂的問題；以致日後一遇有利益衝突，紛爭立至，即引發不同的分類械鬥，這一直是清朝時期，臺灣嚴重的社會問題，在基隆地區，最有名的社會衝突就是漳泉械鬥，而慶安宮在這件歷史公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咸豐初年，基隆街之漳人，與暖暖之泉民以獅頂（今之南榮公墓內）為界，因放牧互有走失牛羊；或爭耕地；或耕作物被踐踏，時因細小之事而起械鬥，咸豐3年，漳人糾同鄉欲襲擊暖暖泉人，泉人預知，設伏，盡殲漳人於獅頂，死者連為首之慶安宮和首計108人。

自咸豐3年8月起，漳泉雙方械鬥；初漳人方面，係慶安宮一和首，首倡當先，率漳人至獅頂，與泉聚鬥，雙方死傷甚多，血流滿溝，如此慘事，至咸豐10年9月15日，計有發生3次，誠民族未有之慘事也，如現在的四號港舊鐵道之義民塚，乃安葬是等械鬥者108名之骨骸也。

從上揭史料記載，咸豐年間，基隆漳泉械鬥計發生3次，文中描述到係由慶安宮的和首主動挑釁發難的，所以慶安宮與清代漳泉械鬥事件，自有其歷史淵源。

有清一代，漳、泉兩邑漢人移台，由於入墾雞籠時間，有先來後到的差異，漳州人率先上岸開發墾殖，占有現今慶安宮一帶的靠海平原區；泉州人因為登陸較晚，只能往
較南邊的暖暖與七堵山區發展。也因此，基隆獅球嶺以北住的都是漳州人，而獅球嶺以南住的則是泉州人，楚河漢界，壁壘分明。漳州人信奉俗稱「聖王公」的開漳聖王，而泉州人奉祀的則為清水祖師、保儀大夫等鄉土守護神；保儀大夫俗稱「尪公」，基隆有句俗諺「尪公不過嶺」，意即保儀大夫的神靈，絕不越過獅球嶺，不進入漳州人居住的地區；雙方為了土地耕作、水源之爭奪，時起糾葛，加以當年臺灣的唐山公（羅漢腳）特別多，陽剛之氣特別旺，更加容易產生械鬥，終究引爆大規模械鬥事件。

根據史實記載，咸豐元年（1851年）8月，基隆市街的漳州人與暖暖的泉州人在獅頂（今之南榮公墓）一帶，即因耕地、放牧細故引起間隙，爾後衝突日益擴大，雙方不
斷發生大小械鬥，械鬥時，漳州人與泉州人為求神明庇護，各自抬神轎上陣，慘烈廝殺之餘，連神轎上的神像都被波及，難以全身而退；因此，有一句話形容「尪公無頭殼，聖公沒手骨」。直到咸豐3年，發生了最嚴重的一次大規模火拼，據市志所載，漳、泉雙方在這次械鬥中共108人死亡。

咸豐4年，漳、泉雙方有識之士（地方頭人）出面調停械鬥，並協調決議將108人遺骸集中合葬於蚵殼港舊鐵道，並於老主普壇後方建老大公墓（義民祠）撫慰亡靈；日
治時期日本人為紀念大正皇基，建高砂公園，再將老大公墓遷葬於安樂區石山，即今之嘉仁里「老大公廟」。地方仕紳為化解族群仇隙，避免械鬥再起，乃議定每年農曆7月15日舉行中元普渡，由三籍移民以「字姓」輪流超渡因械鬥、瘟疫、海難、番害等事件而死難的先民孤魂。一方面撫慰死於械鬥的亡靈，另外也將彼此的競爭，從暴力衝突轉變成中元普渡廟會，並以陣頭表演分出高下；亦即以血緣代替地域觀念，以「賽陣頭」代替「打破頭」的普渡盛會。當時由11個姓氏（張廖簡、吳、劉唐杜、陳胡姚、謝、林、江、郭、何藍韓、賴、許）輪流主辦普渡；輪值的姓氏稱為「主普」，其它參與的姓氏則稱為「贊普」。慶安宮在每年雞籠中元祭的開燈儀式中，均擔任請神「發表」、「送燈獻敬」、「立燈篙」、「放水燈」的前行工作；正式普渡時則負責「淨壇」、「跳鐘馗」以及本宮媽祖前的「交接手爐」等重要任務。

追根溯源，雞籠中元祭與咸豐年間的漳泉械鬥有直接關連，但中元祭祀活動的發軔，原本是沿襲漢人文化的中元普渡，以及佛教盂蘭盆會的孝道思想；而漳泉械鬥事件，最終促成了兩造大覺悟，族群大和解，卻也是一樁地方盛事。雞籠中元祭最大的意義是希望「以拚陣頭代替打破頭」，亦即以和平競爭的方式代替械鬥習俗；藉著宗親會輪流主普，以血緣關係化解地域隔閡，期使漳泉械鬥消弭於無形；彰顯的不僅是敬鬼思親，也象徵促進族群融合、悲憫孤苦、凝聚鄉情等內在含義。近年來的雞籠中元祭，不但成為台灣地區最盛大的中元節民俗觀光活動，也兼具文化、藝術、宗教、觀光等多重社會功能。漳泉械鬥已成塵封往事，但中元祭典卻賦予它更多的社會意涵。